很快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接到中革军委最后一道命令：立即突围，抢渡湘江，追上主力大军。这支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英雄部队，已血战五天五夜，从六千多名战士打到只剩不足千人。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，陈树湘毅然决定留下断后。部队行至灌阳县城附近的牯子江时，冷不防撞上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，敌人调来德制坦克开路，钢铁履带碾碎红军匆忙修起的土垒，机枪火舌像暴雨横扫江岸。战士们抱着集束手榴弹迎着炮火猛扑向坦克，一团团火光接连炸起。在血与火的最后时刻，为不让自己落入敌手，陈树湘以扯断肠子的方式慷慨赴死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湘江边。

　　江岸另一头，毛泽东还在等待三十四师的身影。八九军团和三十四师加起来原本有几万人，如今能赶到江边的，却只剩下不到两千人，而且还没来得及过桥。彭德怀低声却坚定地对毛泽东说，为了那些倒在湘江两岸的红军战士，也为了整个红军的命运，他必须带领大家杀出一条生路，炸掉浮桥，阻断敌军追击。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，桥身腾起火焰，碎木与铁索坠入江中，那座用无数鲜血筑起的浮桥在烈焰中消失，替主力部队赢得了生的希望。

　　摆脱追兵之后，毛泽东等人连夜召集紧急会议。他直指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再失误，明确反对继续北上湘西，而是提出应当迅速转入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，以机动作战打乱蒋介石的部署。面对李德和博古的激烈反驳，周恩来果断站出来，力排众议，坚持把毛泽东的意见当作新的作战方针传达给各个军团。到表决时刻，除了李德和博古，几乎所有在场者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，一次转折中国革命命运的抉择，在昏黄的油灯下悄然定局。

　　回到住处，毛泽东心情沉重，一一回忆途中牺牲的战士，尤其是牺牲在战火中的林育才父子，悲痛更甚。他本想亲手给远在闽西的陈菊岭写信，却几度提笔又放下，终究写不出那份沉甸甸的慰问，只得请贺子珍代笔，将心中愧疚与哀思托付在纸上。这时，林彪主动前来向他汇报各路部队的战况与损失，毛泽东听罢，更加坚定了转兵贵州的决心——只有打赢这一仗，牺牲者的鲜血才算没有白流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闽西的山城里，毛泽覃来到林家裁缝铺，带来了贺子珍写给陈菊岭的信，还有林有家留下的那顶军帽。陈菊岭含泪抚摸着军帽，悲恸过后，却主动请求毛泽覃替她向毛泽东捎信：这么多“娃子”为革命倒在枪口下，她虽然痛彻心扉，却绝不会退缩，就算全家人都牺牲，只要革命能胜利，一切都值得。随着敌人搜捕日渐疯狂，毛泽覃只得护送陈菊岭婆媳和孩子们转移，关键时刻，他把生的机会让给了身边的同志和乡亲，自己却在掩护游击队突围中壮烈牺牲，把年轻的生命留在熟悉的山岭间。

　　另一边，转战中的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乌江，又在枪林弹雨中夺下娄山关，占领遵义县城。蒋介石接到前线急报，才猛然发觉，那支曾让他寝食难安的“朱毛红军”不但没有被围歼，反而卷土重来、愈战愈强。他一边恼怒旧部失误，一边苦苦揣测红军下一步动向，猜到毛泽东可能要与徐向前等部会合，立刻密令各路人马封锁要道，妄图在黔北一线将红军一举截杀。

　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“遵义会议”。短短三天，会议争论激烈、针锋相对，最终作出四项足以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决议：一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；二是取消博古、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；三是成立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“三人军事小组”，统一红军作战指挥；四是确立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。决议通过的一刻，屋外阴霾散去，久违的阳光穿透乌江上空弥漫的雾气，洒在战士们连夜赶制的新军旗上——旗面上不再印着共产国际的俄文缩写，只剩下一颗鲜艳夺目的中国红星。这一刻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成熟，第一次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，解决自己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问题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挽救了红军，也挽救了中国革命。